【方志四川•历史文化】罗家祥 ‖ 又一“张骞”

  今天,国家正在推进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 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(简称“一带一路”)建设。“一带一路”,即古代三条主要“丝绸之路”中的“西域丝绸之路”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新世纪涅槃。

  还有一条去哪儿啦?它就在今天的西南,即“西南丝绸之路”(又名“南方丝绸之路”,简称“南丝路”)。它在三条“丝绸之路”中,开发最早,千百年来充满神秘和迷雾。与另外两条丝路不知究竟谁是“开路先锋”不同(张骞通西域完全是利用旧道,他是发现者、利用者,而非筑路者)——唐蒙,就是“南丝路”居功至伟的筑路者、奠基者。

  忆昔汉武盛世,是一个朝气蓬勃火热的年代。建元元年(前140)汉武帝继位时才16岁,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和所有同龄人一样对整个世界充满好奇,充满期待。外国稀奇的动物如长颈鹿、狮子之类被大量引进,外国人(往往是中亚、南亚人)玩的“幻术”(即今天的魔术),汉武帝看得直呼过瘾,“南丝路”的开发,就是在这种强烈探索欲望支配下凸显于历史舞台的。“南丝路”最早是古代通往印度的“蜀—毒道”。它在国内主要分两支,均从成都出发,东支是今天的成都-乐山-宜宾(以上即“岷江道”),再由宜宾-云南昭通-曲靖(以上即“五尺道”)。西支是成都-雅安-西昌走向(古称“灵关道”“牦牛道”)。这两支在大理汇合后出国界,经博南山道和缅甸到古代印度。

  “南丝路”是一条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千年古道。首先,它是一条经济通道,产于中国蜀地的蚕丝、茶叶,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经此路流传到古希腊罗马。古希腊罗马古代文献里的“Seres”一词,考古学家们认为就是“蜀”的音译。汉武帝元狩元年(前122),当张骞在大夏看见蜀布、邛竹杖,派人问所从何来,回答是:“从东南的身毒国来,离此大约数千里远,有蜀商人在那里交易。”这就解开了一个重大商业秘密:南方有一条通往汉朝蜀地的重要通道——这,就是赫赫有名的“南丝路”!其次,它又是一条文化之路,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,诸如中国内地最早的佛教,就从这里传入。目前中国最早的石刻佛像,就是位于乐山市麻浩崖墓的交脚佛像。

  “南丝路”也是一条友谊之路、和平之路。几千年来,山间马帮铃铛连绵不绝,就是抗战时期的著名生命线“滇缅路”,也和这条“南丝路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交集。

  “南丝路”在国内东支的一部分就是“五尺道”(隋唐名“石门关道”)。这条道路,由来已久。

  西汉扬雄《蜀王本纪》载,“望帝”杜宇曾由朱提(今云南省昭通市)出发,经僰道(今四川省宜宾市)到达成都平原,当了蜀王——但当初,这只是勉强可以容人通过的羊肠小道而已。秦统一中国,大立郡县、大开道路,如《史记》卷116《西南夷列传》载,秦并蜀后,在今天的宜宾市之南“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,诸此国颇置吏焉”。但秦朝很快灭亡,汉初无力经营,放弃这些新辟县。这样,蜀郡的边缘又恢复到以前的关口。

  贵州著名艺术家宋培伦先生以古夜郎国为蓝本建成的石头城堡——“夜郎谷”(作者供图)

  汉武帝建元六年(前135)五月,太皇太后窦氏去世,汉武帝亲政,久锢的心开始青春的躁动,一心想大展拳脚。

  这时,南方东越王“郢”攻打南越王赵胡,南越(国都番禺)向汉求救。汉武帝派大行(后称“大鸿胪”)王恢和大司农韩安国兵分两路讨伐东越。面临强敌的东越人为自保,杀了国王“郢”降汉。王恢又派唐蒙出使南越要其服从汉朝,并宣南越王入朝觐见。唐蒙此时担任豫章郡番阳县令,他在番禺时吃到蜀地所产的蒟酱,得知是从西北方向的牂牁江偷运到番禺的(这又是一条用于“走私”的密道)。回朝后,唐蒙上书建议通“夜郎道”,并置官吏,准备作为奇兵将来攻打时降时叛的南越之用。汉武帝同意唐蒙建议,以唐蒙为郎中将(一说中郎唐蒙开郡(王林富绘)将),带领一千士兵和负粮的一万余人,从巴郡江阳县(秦置)符关(今泸州市合江县)入南夷,见到夜郎侯多同。恩威并施招抚夜郎国成功后,因其地域最大、影响最广,其他且兰、句町、漏卧等各小邑纷纷服从(合称“夜郎地区”,也称“夜郎国”),建立了“西南夷”开发的第一个郡——犍为郡,郡治鄨(今贵州省遵义市)。这是汉朝疆域在西南的和平大扩展。

  因为一瓶蒟酱,拉开了“西南夷”开发的伟大序幕。唐蒙就是开发大西南,尤其是开发犍为郡的千古功臣!所以《史记索隐述赞》称赞:“汉因大夏,乃命唐蒙。劳浸、靡莫,异俗殊风。夜郎最大,邛、筰称雄。及置郡县,万代推功。”这瓶传奇的“蒟酱”,也成为今天举世闻名的茅台酒、五粮液的滥觞。

  据《书宰相世系》载,唐氏出自祁姓。唐雎为魏大夫。孙唐厉,居沛国,汉封斥丘懿侯。生唐朝,唐朝生唐贤,唐贤生唐遵,唐遵生唐蒙,中郎将。唐蒙生临邛令唐都。

  修路是加强统治的第一要务,否则就会出现“天高皇帝远”的情况。汉武帝元光元年(前134),“五尺道”开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工。其名“五尺道”,并不符合秦尚“六”的习惯,然路修到五尺(合1.1米左右)已是极限。这年,犍为郡治也从鄨县迁到南广(今四川省高县、珙县、筠连县,云南省盐津县一带), 以便就近指挥,加快进度。

  当初杜宇北上之路,只是乡间小路,唐蒙开凿 “五尺道”,几乎是推倒重来。朝廷发动巴、蜀、广汉和犍为四郡力量,全力以赴。其中,僰道就是一座地位重要的桥头堡,是“五尺道”的北端起点,味县(今云南省曲靖市)是南端终点。

  开路难度极大。这条沟通四川、云南乃至国外的道路艰险异常,在没有炸药、完全人工的情况下,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有时候为凿开岩石,只得使用将石头围薪烧红以水激裂的办法,才使得路一尺一尺向前延伸。对此,《华阳国志》卷 4《南中志》记载:“自僰道至朱提有水、步道。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,至险,难行。步道度三津(渡口),亦艰阻。”这里的道路不仅险,而且窄,人们行路,把担子放在左肩,路上根本无法换肩,否则就有可能坠崖而亡,因而人们称之为“左担道”。至于其险峻,大家看看留存至今的云南省盐津县豆沙关的秦汉驿道便可知晓。开路的工程量,即便放在今天也很大。据《水经注》卷33《江水》载:“乃凿山开阁,以通南中,迄于建宁,二千余里,山道广丈余,深三四丈。其錾凿之迹犹存。”“五尺道”前后长达 2000 多里(而且这还只是主干道,据考古发现,其支路有多条)。开路需大量金钱和粮食。对于粮食,据《史记》卷30《平准书》载:“当是时,汉通西南夷道,作者数万人,千里负担馈粮,率(大概)十余钟致一石。”当时运粮已是十分艰苦,而路上的损耗也极其吓人。其时一钟米合六斛四斗,需要十余钟米才能运去工地一石!至于浩大的经费,后来竟到了“悉巴、蜀租赋不足以更(支持)之”的地步。为解决粮食问题,一方面,出钱购买以解燃眉之急,“散币于邛(属蜀郡)、僰(属犍为郡)以集之”。另一方面,为解决长久之计,“乃募豪民田南夷,入粟县官,而内受钱于都内”(《汉书》卷24《食货志》)。即募民耕种南夷田土,上交粮食给国家,去都城领钱。为修路,可见汉武帝下了多大的决心!

  开路的进展异常缓慢,服役者的劳动强度极大。这片地方瘴气遍布,死人是常事。当初一些本不是诚心归附的夜郎地区部落,还不时袭击。为赶工期,虽不是战争期间,唐蒙迫不得已仍实行“军兴法”,像战时一样管理。许多人吃不了这个苦,不少人死亡或逃亡。甚至,一个僰道县令因拖延工期,未能及时完成任务,按律当斩,唐蒙杀之,这个县令仰天长叹:“恨不见成都市而死!”唐蒙命人立了一个市场,就像成都那般热闹,满足他的心愿,县令于是死而无憾 ,故此地也叫“ 成都市”。

  汉武帝得知开路的巨大困难后,于元光三年(前132)派蜀人司马相如前来探视。司马相如写了一篇著名的《喻巴蜀檄》,强调开道的重要意义,指出擅自逃亡的士兵是不对的,同时也批评了唐蒙力度过大的错误。这样,普通劳作者得到安抚,情况才逐渐好转。

  为加强管理,朝廷任命唐蒙担任都尉,负责开路。唐蒙在前线和大家同甘共苦,得到大家尊重,今天贵州省桐梓县境内的“蒙渡桥”,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。

  此时,大汉还面临北面强敌匈奴的巨大压力,于是在朔方筑城。由于南北都同时大兴土木,财政根本不能支持,汉武帝元朔三年(前126)在公孙弘等重臣坚决反对下,朝廷被迫放弃西夷(今雅安以西一带,他们是看见南夷归附后得到大量好处而自动请求归附汉朝的),即便是犍为郡也放弃了大量属地。这样,第一次西南夷开发暂时陷入低潮,直到张骞在大夏发现蜀布、邛竹杖,才引发第二次开发高潮。

  在付出极大代价后,道路终于开通。唐蒙所开道路,包括对“五尺道”的新拓和指向牂牁江的“夜郎道”的初开,因后者是唐蒙主持修筑,历史上又称“唐蒙道”。从汉武帝元光元年(前134)至元鼎五年(前112),开路前后达22年之久,每次都是数万人同时劳作,其间的酸甜苦辣,可想而知!

  这条道路迅速发挥巨大作用。元鼎五年(前112)南越反,汉武帝派驰义侯“遗”从犍为发南夷之兵以攻打南越。从“发夜郎兵,下牂牁江:咸会番禺”(《史记》卷113《南越列传》),可知最迟此时南夷道的一条,即唐蒙规划的从四川宜宾到靠北盘江罗甸的“夜郎道”已开通。据《华阳国志》卷 4《南中志》载:“南秦县:自僰道、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(县)。”平夷就是今天的贵州毕节市。八亭道是宜宾与毕节市的连接线。南秦在今四川叙永以南;“八亭道”,据清人郑珍《牂牁十六县问答》言:“今由四川叙州(宜宾)出永宁(叙永)至贵州大定(大方)路也。”此路即是唐蒙所开由僰道至牂牁之路的一部分。“亭”即驿亭,这也是一条邮路。《史记》卷 22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》云:元光六年(前129)“南夷始置邮亭(即驿站)”。司马迁郑重其事地把它记入《史记》,想来应是大事。

  唐蒙所开道路,直至 2000 年后的今天,人们都在承蒙福荫,一直使用。“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”,唐蒙虽非完人,但他却正属于鲁迅笔下那种“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”。唐蒙,作为“南丝路”开发的首要功臣,正是这样的一个人!据《清史稿艺文志》记载,唐蒙还是个好学勤奋的人,著有《博物记》1 卷,可惜不传,只在裴松之《三国志》等书中有注引。

  对于唐蒙向汉武帝呈报的利用夜郎打通南越走廊建议的历史地位,正如霍巍、赵德云在《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》里所说:“唐蒙所献之策,在历史上具有极重大之意义,诚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所论:‘唐蒙浮舟牂牁之策,诚为凿空,初时臣民惊疑,蛮夷煽动,然劳师殚货,卒置郡如土者,虽来喜功之讥,自是华夷一统,亦足征武帝善任成功矣。’其价值确可和张骞‘凿空’西域相提并论”。其中引用了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的高度评价。

  虽然唐蒙立下伟大功劳,“南丝路”也比其他两条丝路开发更早,同样具有“世界文化遗产”的品质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“南丝路”并没有那两条丝路出名。据2019年3月13日《四川日报》第11版吴晓铃《南亚廊道预备申遗四川全面启动境内遗产调查》报道,包括“南丝路”在内的“丝绸之路南亚廊道”已经准备申报世界遗产。“西域丝绸之路”已经进入“世界文化遗产”名录,张骞也尽人皆知;然而,唐蒙的功绩却并没有被人们所广泛认识,甚至可以说是默默无名,这是不应该的。

  往事越千年。当我们回味70多年前全民14年浴血抗战的时候,不能不庆幸多亏了整个大西南作为中华民族的大后方,得以光复中华——这时的我们,会更加理解高屋建瓴的唐蒙为我中华民族立下的不世功勋!

  正因如此,当今天中国通往国外的“丝绸之路”重新焕发出举世瞩目的光华之时,特别是四川省郑重提出“南向发展”战略之时,我们怎能不饮水思源,更加怀念唐蒙的伟大功绩?